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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井消费,尽显中国经济“韧劲”

来源:壹点网 时间:2023-03-09 17:44: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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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小小“摊位”,蕴含着消费活力与创富动力。

西周《周礼》有“左祖右社,面朝后市”的记载,这就是最早的地摊。这种经济形式,在农耕社会里几经浮沉,于北宋迎来了黄金时期,《清明上河图》中那些挑担的小贩、牵着牛赶着驴骡的农夫、杂耍的、卖艺的、悠闲赶集的各色人物,就是最好的佐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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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明上河图》局部画卷 北宋 张择端

市井一词,最早出现在春秋《管子·小匡》:“处商必就市井”,意思是有商贩经营的地方就是市井;而几乎历朝历代,都有相关史料证明着“摊贩”是各地主要的经商形式。这两个词诞生于民间,也在民间流传至今,因此一提到“市井”,大多数人就会联想到“地摊”。

中国人对地摊上的烟火气,有着最天然的向往。改革开放以后,做买卖不再被视为“投机倒把”,此前几乎已经绝迹的小商小贩或走街串巷,或练摊卖货,重新出现在市场经济浪潮中,义乌就是这一波地摊经济的先行者。在那个年代,前赴后继的义乌商人,带着一盘货走南闯北,把“摊贩”这种贸易活动发扬光大,推动了全国的商贸大流通。

最近二十年间,摆地摊几经浮沉,在文明城市创建的过程中曾一度被“边缘化”,终于在2020迎来了“春天”:中央文明办明确将“马路市场”从全国文明城市考核指标中剔除。随着政策松绑,长春、成都、怀化、许昌等地陆续重启了这项夜间经济活动;而在去年,北京、上海、成都、武汉等诸多一线城市也逐渐松开了对市井摊贩的限制。

“宽街无闹市,窄巷存旺铺”,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缩影。

用市井的烟火,“重燃”消费

3月2日晚,夕阳的余晖尚在,义乌宾王市场已经开始躁动起来。

一辆停在地摊摊位许久的劳斯莱斯有了动静。车主下车后,打开后备箱,里面装满了琳琅满目的小饰品,几秒钟就切换到了卖货模式,把接地气和高大上的反差演绎到了极致。粗粗望去,这样的“豪车摊位”竟然不在少数。

整个夜市里,最火爆的区域就是日用百货用品区,这里遍布着经营摊位,一眼望不到尽头。人流往来中,一个摊位前挤满了顾客,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国人。拨开人群,发现被大家哄抢的是外卖中经常附赠的“易拉罐湿纸巾”。

一会儿的功夫,湿巾就兜售一空,老板娘黄惠芳擦着额头上的汗,笑着表示,样品带得太少了。“我有次外出旅游看到类似产品,觉得很新奇,就回来自己改良。经过几年的不断优化,丰富创意,现在每年可以完成500多万元的内外贸销售额。听说小商品城办了采购节活动,立马就来了,我刚到这一会儿,就有很多采购商过来咨询。”

她对鲸商谈到,一个易拉罐湿纸巾批发价不足2元,但出口后在国外商超会卖到2美元左右,如今通过Chinagoods,她还为全世界的小微摊贩、社群团长、电商机构供货,一直供不应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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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井好货节开幕首日,中外游客络绎不绝

除了正在举办“市井好货节”的宾王市场,这幅“千灯夜市喧”的画卷,正在全国多地同步上演着。市井摊贩是城市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,也有“先有市,再有城”的说法。这些大大小小的“地摊”上,你几乎可以找到所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,尽管类别不同,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性,就是“平价”。

平价经济,并不是新物种。被称为“10元店”的名创优品,就是非常典型的平价品牌,在名创优品之前,创始人叶国富还有一个得意之作,就是曾火遍大江南北的“2元店”哎呀呀。2009年时,哎呀呀门店数量达到了2000多家,零售额高达12亿。

金融危机过后的2009年,催生出了随处可见的“全场2元”;而疫情过后全面放开的2023年,同样孕育出了平价的“市井消费”。从经济学角度来看,这背后折射的规律,可以看作特定经济周期下的“平价产品偏好趋势”,又称“口红效应”。

这种规律由来已久,曾伴随着经济波动,频繁出现在欧美日韩等国家。背后的原理在于,当消费者预期趋于理性时,会减少大额开支;但他们的消费欲望并没有消失,而是通过平价非必需品释放出来,来满足心理层面的快乐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

不过,地摊经济的价值远不止于此,因为当下的环境更为复杂。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,美国正在推动“制造业回流”和“供应链外迁”,对外贸造成了不小冲击。最近有很多视频显示,在上海港、宁波港、天津港等重要港口,停放了海量空置集装箱。

商务部在2月初就对此有过解释,“我们现在外贸领域的主要矛盾从前两年的供应链受阻、履约能力不足转变为外需不足、订单下降。”在出口显露出疲软时,由消费带来的内循环就对恢复经济增长显得至关重要。

今年两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和《关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》中,都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,这是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,国家第二次确保消费的“优先地位”。

之所以被反复强调,是因为投资、出口和消费这三架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里,消费已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。根据统计局披露的数据,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GDP贡献,从2008年的44%,逐步提升到2021年的65.4%。

消费的扩大,来源于居民收入的提升。摆地摊,一方面能够释放老百姓的“理性”消费需求;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成本较低的创业形式,也能够缓解就业压力、提升居民收入,这些都是内循环链路中至关重要的环节;而正在义乌举行的“2023市井好货节”,也是通过平凡的市井烟火气,促进消费、拉动经济增长、扩大就业的行动。

可以说,由一盘货所组成的市井经济,是由当下国内外双方因素共同催化,所产生的必然结果。但“重新归来”的地摊,也在迎合时代的变革,穿上了数字化的“外衣”,把这盘货摆到了Chinagoods小商品城APP、百度爱采购、阿里1688等各种平台上。现在,这种线上地摊有个时髦的名字,叫做“云摊”。

从地摊到云摊,尽管销售场景变了,“平价”的特性却没变,因为这市井好货,都是从义乌这个供给“源头”走出去的。

从地摊到“世界超市”,一盘货编织出“创业梦”

“鸡毛鸭毛换糖喽……”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里,有一个硕大的拨浪鼓;对于出生在七八十年代的义乌人来说,儿时最盼望听到的就是货郎担“咚咚”的拨浪鼓声。久远的童年记忆里,这些挑货郎肩上挑的扁担如同一个百宝箱,用鸡毛鸭毛就可以换取糖块、玩具等。

义乌“鸡毛换糖”的行商风俗由来已久,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。新中国成立后,义乌一直是普世意义上的“贫困县”,不仅地少人多、不宜农耕,交通也不够便利,既不靠海,也不靠边。

在这样的条件下,“人”永远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。或许是“穷则求变”,上世纪70年代起,不少农民由“鸡毛换糖”起步,开始沿街摆摊;1982年,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破冰,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的义乌在县委领导班子的带领下,开创性地提出了“兴商建县”的发展战略,建立了最早的小商交易流通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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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个小百货市场,稠城镇湖门 1983年金福根 摄

作为最后一代“挑货郎”,义乌的“吸管大王”楼仲平见证了整个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型与发展。80年代,他拖着20个麻袋,挤上绿皮火车,把义乌的商品辗转卖到了乌鲁木齐、喀什、柳州、南宁、北海等大半个中国。在这些地方,他带着“流动摊位”,沿街叫卖小商品,卖完以后,又将当地的商品扛回义乌销售,如此往返于义乌与株洲之间。

“我们当时整个村有三分之一都这样出去跑货,有点像后来说的‘专业村’。”楼仲平回忆道。在那个信息不发达、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,许多像楼仲平一样敢闯敢拼的义乌商人,用“串货”、“摆摊”的方式,把来自义乌的小商品输送到了全国,形成了最初的产业集群效应。

到了90年代,尽管小商品市场经过飞速发展,开始出现了“前店后厂”和“专业村”的现象,但摆摊依旧是当时创业的主要形式,因为成本低,只要勤奋,就能赚到钱。这一时期,马云、宗庆后、钟睒睒等未来首富都有过从义乌进货、回去摆地摊的经历。

卖袜子起家的楼国英从1997年开始摆摊,夫妻二人晚上收摊以后一起去厂家拿货,第二天在市场上出摊卖货。“我当时怀着孕,但很有干劲,第一年就存了几万块钱。”从拿“一点货”,逐渐发展到小量批发,再到现在,她的“亲霞”牌裤袜,已经发展成为网络爆款的专供货源。

鲸商走访义乌商家过程中,发现几乎所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行商的人,都是从“摆地摊”起家的,正因如此,义乌的商邦圈子里一直流淌着浓郁的“地摊基调”,随之延续下来的还有“薄利多销”这一行商基因。

1998年,义乌迎来了走向世界的契机,小商品城成了浙江省首批获得进出口权的专业市场,小商品进出口贸易开始野蛮增长。随着产业带集群效应进一步放大,义乌市场呈现出“前店后仓”“前店后坊”“前店后厂”的主流特征。成本的下降,让原本就奉行“薄利多销”的义乌商品,更加具有价格优势。

21世纪初,中国加入WTO,义乌市场抓准了这一时机,在德国、日本等多个国家设立办事处,为义乌商品搭建对外桥梁,吸引更多外国客户来义乌。借助“内外贸双循环”的契机,义乌完成从“马路市场”往“世界超市”的蜕变。

在此期间,互联网浪潮席卷而至,电商时代来临,义乌的一盘平价货品,也被无数商家从线下“摆”到了线上,逐渐衍生出了“云摊”、直播等多种业态;而从义乌小商品中生长出来的平价消费市场,正在成为当下各大平台的“必争之地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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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红直播,淘宝村青岩刘 2020年金福根 摄

拼多多靠“平价”,不到五年时间就跻身电商的第一梯队;下沉市场崛起的快手,两年前就瞄准了“新市井电商”;今年,阿里把价格力列为了内部的五大战略之一,京东也马上要在三八妇女节上线“百亿补贴”频道;鲸商还得到了独家消息称,抖音电商即将改版,对标拼多多争夺平价市场,一位抖音商家侧面证实了这个消息:“小二的考核从GMV变成了订单量”。

从沿街叫卖的货郎担到勇于开拓的经营户,从零散小商品到“一盘好货”,从“鸡毛换糖”到国际商贸城,义乌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。在金融危机、疫情等特定时期下,义乌的商人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阵痛和焦虑,但最终他们还是扛住了压力,建设起了更好的义乌。这背后,靠的不是运气,而是抵抗风险的“韧性”。

“一盘平价好货”,独具“韧性”

美国知名经济学家、风险投资家尼古拉斯·塔勒布在《反脆弱》一书中提到:平常心拥抱变化,面对风险波动,要有复原力和强韧性,并在不确定中,寻找到确定性,利用自己最擅长的优势,发挥其“凸性效应”。

货品和供应链的升级,是义乌“韧性”最外化的体现。随着消费互联网流量红利见顶,零售消费回归产品本质,对供应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倒逼着义乌加快了“一盘好货”的升级。

早在2016年,义乌小商品市场就发出了构建“义乌好货”联盟的倡议,鼓励外贸升级,也就是鼓励货的供应链升级,淘汰掉了一大批品控不稳定的小作坊,逐渐把义乌的“一盘货”,升级为“一盘平价好货”,并在今年首次举办了“市井好货节”。

据悉,义乌市井好货采购节将持续到4月份,参与的商家平均三天一轮换,每天展示的货都是不一样的。40多天的活动,会有超过500个商家,几万个商品通过本次市井好货采购节展示给采购商和消费者。这一举措,吸引了大批国内外“摊主”采购商前来选品进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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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杭州的MCN机构选品负责人马先生就是慕名而来的采购商之一,他深耕选品数年,对义乌十分熟悉,“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‘市井货源地’,也曾频频创造‘惊爆商品’、‘高性价比货源’。如今随着市场变革与消费需求升级,义乌市场正在向着精细化产业链转变,成为创意尖货诞生的土壤,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盘好货。”

打造“平价好货”,供应链的改造只是其中一环;这盘货的“韧性”,同样离不开产业带集约化带来的降本增效,其中最明显的,就是“头部效应”带来的物流成本。

温州商人沈东青在义乌经营汽车配件生意,他17岁就离家闯荡,最后选择落脚义乌。对义乌物流成本的优势,沈东青深有体会。“我从广州发货到义乌,公路运输一立方米成本需要70元,而从广州发到温州,大概是120元。”

鲸商走访商家的过程中了解到,在义乌,单个快递的邮寄费用不足2元,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做到这个价格,这也使得很多电商平台都把一件代发的云仓放在义乌。物流成本的优势,也使得诸多义乌商家能够在重大事件过后,迅速恢复生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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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物流,义乌江东联托运市场,2019年金福根 摄

物流的优势,令许多像沈东青一样的生意人落脚到义乌,极大地丰富了平价商品的供给,逐渐成为“市井小商品货源地”;而这带来的结果,是吸引了更多采购商来批发商品,毕竟在这里“货比三家”时,更加高效。就这样,一环扣一环,义乌的商业“飞轮”逐渐转动起来。

一盘平价好货的韧性,还得益于义乌用“多条腿”走路。一方面,商城集团积极推动线上线下融合,将6.5万商家搬上了义乌小商品官网“Chinagoods”,截至2022年底,平台累计GMV超500亿。

另一方面,为满足商家的出口需求,集团把自己转型为国际贸易的服务集成商,2020年上线Chinagoods数字贸易平台,整合了线下商户供应链资源,为跨境客户提供国际仓储、物流、支付、订舱等贸易服务。

在“走出去”的同时,义乌也在通过引进更多进口商品,为一盘市井好货进行品质升级。官方消息称,即日起开始到3月18日,义乌市文旅局和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携手,打造市井好货节之“进口商品消费专场”,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日用百货,红酒零食,工艺品等商品,将在国家商贸城五区进口馆进行特卖。

随着线上线下、内贸外贸一盘货的打通,义乌的背后,编织着一张大网:这张网由国内210多万家中小企业、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通路交织而成,不仅滋养着义乌的生命力,也令这个城市在面对经济波动时,能够从容应对。

换个角度来看,义乌一直在改变,但营商环境却是四十年如一日地未曾改变,这背后折射的是当地政府对于“兴商建市”的全力以赴。筹资建设、扩张初期的小商品市场;对市场进行“划行归市”;将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剥离出来,为商户提供更好的服务;整顿市场环境;编制“义乌·中国小商品指数”,使之成为小商品价格的风向标和大市场行情的晴雨表;肃清市场环境,打击假冒伪劣......每一个关键动作背后,都离不开政府这只无形的“手”。

基于以上,鲸商认为,义乌最大的确定性,来自于政府塑造的营商环境、不断升级的产品和供应链体系、以物流为代表的产业链集群化所带来的降本增效。而这几方面,也恰恰是诞生于义乌的市井经济的“韧性”所在。

事实上,义乌没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,无论当地政府还是小商品城,都始终带着“危机意识”谋变。当下,尽管疫情已经全面放开,但面对俄乌地缘政治冲突、中美脱钩、供应链向东南亚转移等因素波动,身处全球化大潮中的义乌仍旧难以独善其身。随着产业互联网的加速渗透,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义乌,正在内循环中,展现着复原力和强韧性。

而点燃内循环发动机的,正是义乌的一盘“平价好货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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